In comparison to Red Guard Leader Then；
and Confucius’ when he who could not be listened, vs Flaming Heart of Danko by Maxim Gorky
“小镇小民”与北大文革的校园“老佛爷”，孔夫子的“道不成”与《丹科的心》

• 梦公子转：新时代的聂元子和谭厚兰…
• https://youtube.com/watch?v=9sqBF8NL6XM&si=YMV3Vr3mj5zTjmIg

大赞张维为，大骂张维迎。

这人与张维为正好配一对儿：她说“维迎”者，“迎合他人”，“明显的他就是一个跪舔”。我说“维为”者，“维护行为”也，明显的也是一个跪舔。一个御用酸儒文邹邹，一个市井泼妇粗狂暴。面相一副对聪明人和明白人嫉妒不过的那种小人嘴脸。不是社交网，哪有她说话的份儿？先否定了龙应台，再说张维迎就像龙应台。不知为什么龙应台是坏人？无论如何再标签化另一个人作为前提，结论就是后者也是坏人。这就是文革的“革命小将”逻辑。不然，哪里轮得上他们这些狗屁愚人来批判别人？龙、张说话是给她这种人听得懂的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自己极度的无知揣摩当今世界的趋向，以愚笨的头脑看科技，拿着狡辩当理说。“小镇小民”，无知便是勇气。

不过，这种市井中的愚人还成不了文革中的聂元梓。因为聂元梓有党内高层的背景。我一下想不起来，文革的起因与她的革命家庭背景好像还有过什么隐私动机。我得想想..

想起来啦：聂元梓是从少年即由其兄聂真从地主家庭的乡下带出来参加革命的，是兄妹革命。解放后，聂真介绍其小妹给老关系陆平校长安插进北大，后来就成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臭老九”云集的院校，她可是老革命资格啦。就像师大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彭慧，但从军阀枪杀示威者的死人堆里拉出来的幸免者，彭慧的革命资格还要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我另有与家母的一篇回忆。

一个“小道儿”的文革私心原委：刘少奇的第四个（也是最风流的）前妻（王前），后来转嫁给了聂真。聂家人与刘家就当然结下过很多私下的怨恨。聂元梓的前夫是个后来不得意的风流革命大干部。风流：像这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多是1920后出生、抗战时参加革命的，他们有的是文艺青年的特质。与红军时代的领袖们已经划出了很深的代沟，在业务上当然是不信服上级的领导，认为解放后应轮到培养他们有知识通时事的年轻一代来当政。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后一上任就发生了所谓“作风问题”（在这一代党政工作者中看来也很普遍），是因为青少年时就养下的革命浪漫主义，想当然必得包括性解放；没成想解放后反到成了“犯错误”、被降职。这些革命愤青，瞧不起老一代道貌岸然的革命家，嘲笑他们土包子留着守活寡小脚媳妇儿在乡下、再喜新厌旧娶文艺女青年为妻，等等的那一套。但在党的工作中，这相对年轻的一代，在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都表现得忠实积极，冲锋陷阵，亲手办下来过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案子、每人都有若干。年富力强，却十七年下来得不到真正的提拔和重用。人到中年不得“破格”，难免更加激忿填膺。

文革前夕的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上、中领导层已经是矛盾重重。这些是反右干将，觉得迫害教授和学生不够本儿，要争夺行政管理权。党和行政的上下级之间，气氛沉闷，山雨欲来，按当时的形容是“一捆干柴，一触即燃”。刘少奇国家主席推荐王光美在这时发动针对党基层干部的社教运动 （不知是如何的紧迫感，或是亟须镇压开始往上爬的死党基层成员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农村进行得火热和成功（即“揪出来”很多基层的“四不清干部”），有王光美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为证；但在城市中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基层却产生了强烈的逆反。这个被“毛主席委托林彪推荐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就演成了前奏曲。文革的批判会，互相揭发和“坐飞机”等，就是桃园经验中的发明。后来王光美自作自受，被红卫兵骗去清华大学批斗了一场（人山人海，我还去观看了）。

聂元梓走上文革的前台，与其他的红卫兵学生或工人领袖不同。她当时已是顶尖大学的中层领导，又有党中央上层的内线和授命。不同于彭慧在师大，虽是老革命资历，但青年丧失了如《牛氓》英雄一般的情人，在党内失去了根基，却嫁给了天才诗人穆木天后来成了大右派，双双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冻饿病死算了。在北大的文革前夕，中央派去的四清工作组是邓小平亲自带队；聂等中年教师针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是康生妻曹轶欧事先串联、指导和策划的发声。他们贴出北大文革第一张大字报，随后毛泽东党主席马上亲自呼应，认定这群“小人物”是受刘、邓镇压，使运动偏离了方向。予以反击，毛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运动的重点斗争对象；五大红卫兵领袖在教育部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是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授意。朱毛周一致，发动文革，可并不是简单地依靠红卫兵学生。

不是像这一位现代的“小镇小民”光献身忠诚、却无从投身者。

聂元梓不是一般人、是特权阶层人，她是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信任的自己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出谋策划下，她几下儿就在北大以致全国形成了气候，联合几所高校的红卫兵，打倒了刘、邓，致死了党内几乎所有与朱毛周同代的红军领袖（清高不参政的林彪元帅，却被保下来作接班人，还漏网了向来能屈能伸的邓小平）。文革的大事业，可不是靠“革命小将”就能成功的。文革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毛主席说：“…我们是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斗争错综复杂，残酷无情。聂元梓，当年在北大夺权成立了的革命委员会，在校园里人称她是“老佛爷”，可不是什么造反派的冲动“小将”。

红卫兵后来分裂为“天派”和“地派”，就在于两派势力谁有党内的背景。后来党中央军管工厂、和工宣队进驻院校，都是一面倒地支持天派；反周恩来的莫须有5.16组织在运动后期被广泛的冤案迫害和株连，也是与 “揪刘火线”在文革前期的双重标准。基本在全国都是：革命风暴一过，就开始迫害和镇压“地派”的红卫兵。谁说“没有砍头罗伯斯庇尔”？ 包括聂元梓，不等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她早已被送去劳改了。

我姐姐文革时在北大读书，是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我的表姐是清华4.14红卫兵；我哥哥是北京电子管厂革联领袖，都是“地派”。为什么？我们家被划为“职员”出身，没有上层的革命背景，不可能被天派的红卫兵接受，都只能是地派。但由于这些人的参与，因而我十几岁的确见过和留意了很多文革真相。北大武斗时我姐参加死守那几个楼（她宿舍在校园临街的35楼，是与对面海淀镇集市的供应线，争夺激烈）不肯回家。外婆担心，让我与初中的同学去学校找她。见到镇上群众观战 （大概就像当年民众观赏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情景？）。我冒着投石机的砖头和燃烧瓶截击冲进和逃出的35楼。我姐参加据守： 35楼几乎被土造投石机打塌一面、学生宿舍床铺全用去修防暴通道和路障，暖气管被拆掉做长矛，桌椅被烧掉取暖做饭，同学有当场被乱枪刺死的，有被投石机打瞎了眼的，有被极刑致残的。她自己在海淀镇上采购食物时遭到持枪洗劫过… 我姐坚持了三个月，直到工宣队进驻后停战。

北大的无线电系，文革前有中国最早的“三线备战分校”，在陕南的汉中。“战后”她又随系二次去了汉中分校“读完”大学，就地被分配到武功县。聂元梓的北大公社曾过去汉中革命串联并挑起了当地武斗，使汉中在全国红卫兵武斗中名列第一：三线工厂和军队介入，巷战千疮百孔，有的街区全部被炮火摧毁，愈十万死伤。近年看电视新闻，我姐说，这贝鲁特我见过，就像当年二次再去汉中所见武斗后的情景，一片枪炮废墟！

汉中，就是这种“小镇小民”积极分子的地界儿：为了保卫党，参加打砸抢；幸不被杀死，也被流弹打死。当年校园的“老佛爷”，下场也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城市平民。你说对了：中国的“小镇小民”们也“见不到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愚民的结局只能是，大革命的暴乱之后，如同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就骗这些无法管束的愚民出去打仗。原来拿破仑，是他发明了“爱国主义”。这到今日就是世界进步了？

• 说来说去还是所有的傻逼被几个聪明人所玩弄。经过这史无前例的洗礼，我们才刚学会乘舟于海上，不跟他们玩了。

你：“道不成”，当然是“乘艀浮于海”，所幸为孔孟有后代。没有“文革的洗礼”，你怎么能领教圣人的信仰？按文革时的说法，你就是“孔孟的反动孝子贤孙”，让他们给说中了。只是，谁是“反动”呢？

• 有幸与罗总共乘一条船…

我也是“小镇小民”。得靠你正宗者的正气引领，带着自己的族群走出至暗的森林。读过高尔基的寓言《丹科的心》吗？

• 刚刚读了一下，thanks to Google search. 您的教育可能还包括一些俄罗斯文学，可怜的我们只对小红书熟悉。史无前例的洗礼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对于愚民来说，你把心掏出来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只会把你的心踩在脚下而不会跟着你走。换言之，不想醒来的人是叫不醒的。我以为这才是当今中国的无解之题。

高尔基是“苏联文学”，家母曾在在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讲课，直到文革后她“躲开”是非之地，转到了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她还讲过“俄罗斯文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分类。她也讲过比较文学，如《欧阳海之歌》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据大字报揭露：她能讲得从农村知识改变命运进北师大的学生、怀着投身从教激情的文艺女青年，为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文学人物当堂落泪；就不再提她讲《母亲》、《钢铁…》和阿.托尔斯泰也如是。真是！如果领袖上过这样真正的大学课程，就不会误以为普京和俄国人也会喜欢奥斯特洛夫斯基那个乌克兰的酸苦革命文艺青年了。

有《丹科的心》，可见苏联的文学还是比新中国的先进很多。很多了不起的小说，即使是“批判地阅读”也很值得赏析。在苏联，有文学人物的创作，完全不像新中国的作家，可见苏共的文艺方向和监管要开通得很多，苏联的作家也更聪明有独立思想有智慧。除了那个倒霉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是用来拿乌克兰的穷苦来骗俄罗斯老百姓的，也骗了中国的包括当今领袖一辈子。这好像不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社会层次中所有官僚化的干部们的集体意志。1950年，张爱玲出走之后，剩下的人，都是丁玲那样变得没创作的人、江郎才尽者、告密效忠的，他们教出来的是愚忠无才或刻意媚俗之人。靠政府混饭吃的，一辈子也没有等到需要鸡鸣狗叫的危机时刻，让我们怎能见到这些食客们的效能？他们就是从研究和传播文化者蜕变成了骗子，骗取无书可读的饥渴读者的崇拜，其实是崇拜他们受到红色上级的认可。日常也就是骗一份体制中的工资和特权，没有出版物，没有价值的文字留下来。文人，做不到“火焰之心”。事后看来，最多就是胡适关于苏联的“面包”与自由的判断、张爱玲关于旗袍与“斯大林装”的判断，钱穆关于中国“幻想”与“走狗”说的判断，就很让人觉得了不起啦。

跟随者们，不幸的是，主流的人群尽如此。《丹科的心》结局才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感伤价值。

歌功颂德的是党国宣传，并不属于文艺娱乐和思想的范畴。久而久之，一两代人就不再读小说了，没有了高于生活、哪怕只是fantasy（幻想？）的欣赏。创作和欣赏文学的，仍是一个绝对的少数，与已经普及的教育变得不成比例。在媒体工具和信息资源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就造就出了一个相对没有文学的国家。衍生和进化的结果，这个“族群”，比世界的文明种群就缺了一个心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