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四首.和柳亚子前辈》：

澜城晚辈和柳亚子先生
0.《七律.感慨当初今日》:
渡江大战岂无端，汉楚非攻或两全。
即便才华压五鹿，实因义气不投缘。
渝城和唱无高下，紫禁君臣有后先。
四载夺国遂倒海，分田镇反再翻天。

柳亚子先生原诗
《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主席和词诗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

澜城再戏和柳亚老儿的七律原诗：

1.《七律.阴错阳差?》:
腥风战事火燎原，血雨坟茔水漫山。
廉耻礼仪君行践，温良恭俭帝无缘。
昔时主客谦词藻，及日君臣谨谏言。
落难冯驩能救主，庄微盛世不参贤。

2《七律.出乎意料》：
《新民主论》是真言，聚会寒窑彻夜谈。
《纲领共同》学美宪，分席内阁制三权。
皇天即变飞禽散，净土初宁走狗膻。
路远时迁辙已变，邀君入瓮好烹煎。

3《七律：真牢骚》：
功亏统帅为民先？却是他人做嫁衫。
燕赵降军坑河北，越吴智士躲江南。
讥卿错捧“君真健”，叹客难为犬盗关。
“肝胆”何昭逢暴政，”分湖”怎耐遇赃官。

先说1945年：“索句渝州”，那时毛主席刚被介绍到重庆的民主党知识分子阶层。他很谦虚，登门访问了柳亚子先生，并平易近人地分享了他1937年一首雄词《雪》，写的是长征幸存于陕北时，第一次见到了西北的山麓风光。那时他率领的革命前途尚不明显，但诗人已是志向踌躇，语句豪迈。这首词赢得了柳亚子先生在重庆流离失所之时的一片倾心。在那个时刻，柳亚老借住于儿子在南开中学的宿舍，因被国民党开除，重庆的名流都躲闪与其来往，郁闷之中，倒结识了与其子同事邻居的家母，经过词交成了忘年交。没见到后人说他的“脾气暴躁”啊，却是平易近人。或是脾气暴躁，都是他在那些国民党内或与民主党派领袖之间的争议吧？作为同盟会元老，他先得罪了蒋主席，对毛主席赞赏不已，后来又得罪毛主席。君子不党，看上去他其实也是一位自相矛盾的革命者。他的诗词有压迫感与存在感，激发着他对社会的前卫意识。那时的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和民革）正是与共产党的蜜月之年。如此，他会在和词中表现得更是文人相亲相向，对毛主席表达了“君与我…“的情结。

1949年在北京，“开天辟地”，短短四年，从《联合建国纲领》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落定了共产党的政治演变宏大意图，是内战排山倒海的结果，一路战火，牵着民主党派俯就一个更新的建国纲领。新中国的中央政府成立在即，已经决定渡江南下决战全中国了。这时柳亚子老的诗情和“感事”，在不同的情节中，他是要表达自己也随之变化的情结。读到他“说项依刘”的模棱两可，有国共或可和平共处的意思。他说，如果渡江拿下全国，他就情愿回乡隐居啦。

后人解释，他的“说项依刘”是关于说服蒋介石反动派服从中国共产党，他有何等的难处。我看不是这个意思。柳亚子这个国民党元老，1941年就因政见不同被国民党给开除了。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毛泽东礼贤下士在1945年去拜访他，使他主动把《雪》词向各界推荐，一起为共产党初次接触民国各界的公众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如此，毛主席在1949年，尤其是有了各界民主政党和人士在自己的一边儿，已更不需要说服国民党什么了，1949年解放军的大炮已经说了话。其实柳亚子或也有说服毛泽东、让过一招的意思，他是两边都难：即然江北的所有被拿下，就难在不忍看到江南接着受内战涂炭。毛主席，向来把自己比作楚霸，只是他自己的雄材是在了更高的境界。同年，他还有“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他可没有把自己比作刘邦。刘项之间，他要的是比项羽高上一筹，即扳回楚败汉胜这个最有名的帝王历史结局。所以，他这时当真是不愿听柳亚子的政见。时势不同了，不愿柳亚老再来“君与我…“云云。当然，柳亚子当时还有些鸡毛蒜皮的牢骚，不识抬举地离开了给他居住的颐和园，终于隐居去了。网上有多宣传柳亚子1949年在北京的如何发牢骚、发脾气，就淹没了这位老革命者的其实发声。

一位民主党派胡愈之的助手宋云彬，在日记中为了柳亚子当时在民主人士间的争执（或“牢骚”）曾纪下日记说：“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记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自愧和自我谦卑，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的一味把共产党架高：毛泽东本意是告诫共产党人不必以功臣自居，而是要从此专心建国；民主党就说：可别忘记前功，编出一套捧场的逻辑，殊不知，毛主席最知自家党人的弱点。是民主党派和党内追捧者，把领袖和党架在高高的柴堆上，任其烧烤不得免责。他们就没帮上共产党的忙来约束党内的居功自傲，像毛主席当年告诫的那样。后来一步步酿成了滥用职权，然后是残酷斗争，经济浮夸失策，文革灾难，再后来是经济腐败，国有计划经济失误。结果是什么，日后皆知。到1957年反右之后，哪里还再有这些开国民主党派们的参政和发声？连同那种宣传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青年积极分子，一并“划右”撵出了社会的主流！

“牢骚太盛”,因为毛泽东的和诗中批评了柳亚子先生，现代的网上就到处都是针对柳亚子“牢骚”的牢骚。我却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原则和立场上的不是。每在中国革命的关头，柳亚子所“发声”的都是正确和公正的。他的发声，说明了他有激情关心和贡献政治；他的发声说明了是顾及到原则和道德的大前提；也有很多与他革命经历相似的老资格民主党派者，我没见到他们发声。建国前后五年，从1946年的《联合建国纲领》，没见到他们反对和制止国共撕毁协议的内战；从1949的建国，没见到他们按照建国方针监督过参与半数的内阁和两会；到1953年也没见到他们坚持强调大法官的三权分制；镇反三反五反，没见他们的人道主义和尊重人权财产，根本毫无参政与督促；拖到之后，在建国后五年才制定出宪法，错过了镇反、三反、五反的无法无天。柳亚子先生在1949年的这一宗不同的见地，现在回顾起来，还真没准儿有什么事儿被他不幸言中了。时间，是检查真理的标尺。历史上有过几件选择的对错，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量？

柳亚子前辈，在1949之后的急流勇退，十载晚年不再“发声”，是选择了“退出”，没有加入他同代同资格的民主党人一起盲目和“效忠”。看看黄炎培日后连累子孙的悲剧！我很想知道他晚年的经历，和他对彼时如何观察中国党政的发展和趋势。他这是孔夫子的“道不成…”，却是以其亲力亲为显出比夫子更高。
孔夫子的“君子不党”，也是知识分子都做不到的。柳亚子的“不党”是被国民党开除的，不过，或倒成全了老人家的君子清白？